我小心翼翼地维持着新房客来之前的生活，工作、采购，甚至翻出了一条母亲的旧裙子，打算改成适合的尺寸。
我们从来不锁大门，也不会为了任何人锁上大门。我坚持道。
有他在我就不弹。
我的心情不太好，因为叔叔的身体，因为家里的不速之客，因为收音机里盟军不利的处境，我出了门，点燃了一支烟，聊以慰藉，烟草的雾气升腾而起，经过肺部的一瞬间，将带有我的全部压力与思绪。
方法好用吗？老怀特斯建议我用冷水冲一冲脚。
我抬起头，马尔科·罗伊斯正站在窗前，不再是那身军装，而是普通的衬衫，人模狗样的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依稀觉得他是在对我微笑这恶心的德国浑球在对我笑，看我在门前吸烟对你来说很好笑吗？
不光德国有作曲家。
听起来可真像一位绅士。我嘲讽地想，重重地踩着缝纫机，为我的裙子码边，不和他有任何交流。
我用脚踩熄了只抽了一半的烟卷，回到了房子里。
（三）
很久没听你弹钢琴了。
回到家，老怀特斯正端着今天的报纸两名德国军官被爱国青年打
真的好疼。
我赤着小腿和脚，往上面浇着冷水，试图让自己舒服些，厨房外的窗口有动静，我循声望去，我最不想见到的人就在外面我连忙放下了裙子，跑回客厅。
没有人会担心你，事实上，我今早也只准备了两个人的早餐。
他停下了。
我烦躁地放下了手中的书。
该死的他停下了。
你想听什么，巴赫、莫扎特、还是贝多芬？无一例外，他们都是德国人。
我非常尊重那些热爱自己祖国的人。
又难受了？
军官的座驾停在门口，我想把烟扔进他的油箱，想了想又忍住了，除了激怒这些德国浑球，我谁都伤害不了。
我一个人坐在路边，脚实在太疼了，从前有自行车代步时还好，现在简直像从我脚上割肉。
好吧，随你便，孩子。叔叔摘下眼镜，他的起身越来越不容易了。
我决不会让德国人享受我的琴声。
晚上好，但愿你们白天过得愉快。罗伊斯上尉走了进来，依然没有人回应他，他接着说下去，好像要变天了，海浪很大，我通常十点钟回来，恐怕会打扰你们，我可以走厨房的小门，你们可以锁上大门。
晚上好。他温和地说，今天的天气很冷，在德国也一样。
祝你们晚安。我听见他立正致礼的声音，军靴底部砸在木板上，我的眉头跳了一下。
小姐，能请你上我的车吗？
我的情绪更坏了。
又是立正的声音，他的军靴踏在木板上。
你知道，战争的创伤永远治不好，能怎么办呢，痛苦也是一种敌人，但还是得活下去。他拄起了拐杖，拒绝了我的搀扶，一个人往卧室走去。
一片沉默，只有他一个人在说，我不喜欢这样，所以我的手头总要做点别的事，来表现我没有在听，老怀特斯也是一样，我们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德国人的抵触。
什么？
他将军帽拎在手里，又把手背在身后，仿佛这样能让我们好受一些。
脚还是很疼。我赌气地说，反正以后得习惯走路了。德国人到来后，收入仅仅能维持生活，我们负担不起一辆新自行车。
似乎有什么人在看着我。
当他的车走远后，我一下子坐在了地上。
我无视了他的话，脱下围裙，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甚至用力撞了他一下，这是警告，不要再说那些无聊的话，也不要表现出虚假的礼貌，我要他知道，在这座房子里，没人在乎德国人是怎么想的。
罗伊斯的车从我面前经过。
他的车一直跟着我，我感觉到他在看着我，哪怕我根本不会多分给他一个眼神，当他意识到我宁可强撑着也不会认输的时候，终于命令司机驶离了我。
德国军官下楼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我们问好，他仿佛并不在意没人愿意理睬他这一事实，自顾自说着话，我昨夜睡的不错，但愿你们也一样好，镇长告诉我，我可能会住进一座城堡但你们的房子比城堡好多了，至于吃饭的事情，不用你们担心，我自己会在营房食堂用餐。
锁上大门，省得见到他。
比遇见德国人更糟的是，我的自行车丢了，我只得走路回家，脚上起了很多血泡。
我当作没听见，拎起我的篮子大步向前走，好疼，钻心的疼，但我不能让德国人在我面前占上风，他的礼貌、他的车，包括他的人，不过是侵略者的糖衣炮弹，只有软弱的人才会上当。
这下方便多了。老怀特斯说。
第二天早上我在排队采购的时候又看到了他，只是这回他穿着军装，我认得他的车，所以多看了一眼，他对我点了点头，我默默回身，不加理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