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在历史留下姓名的事情,有一个人做就够了。”关露淡淡地说,“毕竟不是什么好名。”她的言语中有种落寞的自嘲。
而李士群后来为日本人怀疑并忌惮,又因此被毒杀,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
相比十二年前,这家照相馆的生意显然好了很多,时常有不同职业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前来拍照,口碑也逐渐流传起来。唯一的女摄影师虽然不爱说话也不爱笑,做事却是极其认真,拍出来的片儿也质量甚高。那位稍微年长些的女伴,本职是报社编辑,不过偶尔下班无事的时候,也会帮着摄影师做些应对顾客的工作,显然她在待人接物上比这位总是冷冷淡淡的摄影师要有经验多了。
的“云雀”岌岌可危。但好在许幼怡和严微用分别用智慧与意志挺过了这一劫,也保全了“云雀”不被发现。
但在大会上,发生了一个小插曲,其间主办方邀请各位主要参会人员拍摄一张合影,许幼怡本来要去,但是关露阻止了她。
关露是对的。那天她作为汪伪政府这边的文人代表参与合影,而这张照片后来泄露出来,在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。无数人指责关露为敌伪站台,是不知廉耻、媚敌求荣的投日汉奸,国内一份《时事新报》的评价更是犀利得毫不留情:“关露是卖国贼,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!”
很多年后,八十岁的许幼怡依然会想起她站在台下,看着关露拍下那张让她臭名远扬的照片的时刻。到了那时,她便会感慨,没有任何事情比在和平年代做一个平凡的普通人更幸福了。
许幼怡所在的《女报》编辑部,日本本部的主编是伊藤俊子,也是知名的日本左翼进步人士。关露的任务就是通过伊藤俊子,联结日本左翼□□的有关力量。作为关露的下级,许幼怡也会为这项任务尽一份绵薄之力。
任何人都对历史的进程发挥过作用,他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做出过自己的贡献。
照相馆的主人还是那个高高瘦瘦不苟言笑的冷酷女孩。只不过十二年过后,她的脸上少了一些孤傲冷绝,多了一丝坚韧柔情。在照相馆居住的却不止一个人,还有一个温温柔柔的女子,她总是礼貌地微笑着,看起来很平和,又很淡然,也许与十二年前相比,她并没有变化很多,只是更加成熟,更加智慧,也更加坚定。
关露带着许幼怡一起去了东京——其实是带着任务去的,目标是联络日本左翼□□,并联合他们的有关力量。
1943年夏天,上海那家曾经被卷入诸多八卦新闻以至于人人知名的沪光照相馆,在时隔十二年之后,又重新开张了。
只是很多年后,关露依然会被困于这样的误解和责难中,困了很多很多年,直到她自杀之前。这是后话,不再交代。
更何况,她不是一个人,她身边还有一个呆子。
这一年八月,日本东京举办“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”,汪伪政府也要派人参加。于是名额有两个落到了《女报》编辑部这里。
也不能怪谁,在隐秘战线里奋斗的人,总归是不得不忍受一些委屈的。
至于李士群,他素来是个首鼠两端、见风使舵的墙头草。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,日本人颓势初现,李士群曾经对关露说过一句话:“什么时候见见你的老朋友?”于是关露便明白,李士群已经察觉了她的身份,这是在为自己留后路。之后严微被救,76号却无人追查此事,便是关露的功劳——她说服了李士群,以此作为倒戈的诚意。
但是不被提起名字的功勋,难道就不是功勋了吗?
严微和许幼怡依然是活跃在情报战线上的重要人员,只不过这一次她们的角色发生了小小的变化,从前线转移到了后方,更多地是做一些消息传递、后勤保障的工作。
许幼怡和严微的名字不重要,重要的是她们经历过的那些故事,曾经做出的贡献,以及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出的点滴作用。
也许在不远的将来,战争胜利以后,她们的名字并不会出现在任何有记录的文献上,只能作为那些历史知名人士的无形注脚,散失在历史的长河中,从来不会再被人提起。
在那样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,任何人都可能是许幼怡,任何人也都可能是严微。
如此看来,没有留下姓名的人,或许倒是逃过一劫。
严微的生活过得比从前平淡了许多但也舒服了许多。她是照相馆的女主人,也是家的守护者。她和许幼怡好像又回到了十二年前的那些日子,她早起锻炼、梳洗、做早饭,许幼怡则一定要赖到再不起床就会迟到的时间再被严微吼起来,慌慌张张地二人一起吃顿早饭然后去上班,余下的收拾工作又是严微来做。有时候严微想,她不在许幼怡身边的时候,这家伙是怎么生活的,不是也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吗,怎么跟她严微在一起的时候就变得娇滴滴了。好吧,严微心想,不得不承认,许幼怡对她的这种依赖,反而让她觉得安心而快乐。一个
当然,普通人并不知道的是,这间小小的照相馆,是一个大胆隐匿于闹市间的情报中转站。